揭密1962,印度为何严重误判中国捍卫领土的决心?

  中印“加勒万河谷事件”后,印度国内舆论情绪相当激动,并带动了社会上的激烈现象,比如一些民众砸自家的中国产电视、中国产手机、不知道有没有砸中国产的节能灯泡,然后在黑暗中呐喊。

  昨天印度总理莫迪主持召开多党派视频会议,专门讨论中印边境问题,会后传出的消息又再一次刺激了印度舆论场。

  莫迪在会上说:“他们(解放军)既没有闯入我国边境,也没有占领任何哨所,我们有20名士兵殉职……”这段话直接否定了印度外交部及媒体多日来强调的说法--“中国越界,印度自卫。”

  印度一些网友大呼不满,他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-20名士兵反而是越界挑衅者。

  为了平息争吵,印度政府会后的官方声明又删除了莫迪这段讲话。

  这说明印度内部存在着严重的信息混乱,并导致了决策混乱,这并不是指“加勒万河谷事件”后的混乱,而是事件发生之前,印度就存在着混乱。

  这种混乱再存在下去,就会变成更严重的战略误判,重蹈1962年军事冒险惨败覆辙。

  1962年之前,印度总理尼赫鲁及他的内阁也是在一系列混乱中走向了战略误判,并给自己带来了无法洗刷的“羞辱”。

  构成这些混乱的单位有情报部门、军事参谋部门、外交部门以及尼赫鲁本人。

  关于1962中印边境冲突(对印自卫反击战),现在很多内容都陆续公开,让人们大致可以知道印度是如何一错再错的?

  情报部门信息混乱,可以说是印度最致命混乱。

  1947年印度独立后,英国人给这片长期统治过的殖民地留下许多“遗产”,有利的:铁路、公路、机场、港口、城市、相对统一的文字和语言……不利的:与多国的领土“地雷”、对宗主国的经济依附等等。

  但英国在情报系统方面,给印度留下一片空白,这是英国最拿手的本事,当然不会教给印度,连美国也是在二战期间才得到英国指导和帮助。

  印度不要说情报系统,连情报人才一个都没有,英国是不培养这方面的印度人才的,因此,印度只能自己摸索。

  1948年,印度成立了一个多部门组成的情报联合情报委员会,但很快就运行不下去,因为它无法做情报部门的基本要求--保密

  1950年之后,印度内政部情报局成了专职的情报机构,情报局长由尼赫鲁亲信穆立克担任,他主要的情报搜集对象就是潜在的战略对手--中国。

  印度情报局负责分析中国对印度的意图,以及中国实现意图能力。但问题是穆立克手下精通中文的专业人员严重不足,连《人民日报》这样的公开信息解读,也得雇请圈外人士。直到1956年左右,德里大学、外语学院才有了中文专业,但又严重缺乏师资力量。

  穆立克在1960年向尼赫鲁汇报称已解决这个问题,其实并没有解决。因此,印度情报部门一方面变成了中国问题“权威机构”;一方面又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。

  另外,印度陆军有一个情况机构,专门负责中印边境的侦察,包括解放军的番号、驻防、调动、后勤等信息。但都是战术细节层面,尼赫鲁也不会去看,他主要还是相信穆立克的汇报。

  而这两个情报部门经常出现信息打架,比如情报局认为解放军在藏区部署了七个师,而军方得到的情报是四个师。

  怎么上报?双方就坐下来讨价还价,你七个,我四个,大家各让一步,算解放军五个师好不好?可以,那就按五个师上报。

  这种笑话能怪英国人吗?这完全是印度人自己的问题--眼高手低,又不想脚踏实地。 反过来看看,中国的情报系统是在白色恐怖屠刀下生存下来,锻炼出来,成长起来的。

  混乱不算,情报局长穆立克由于与尼赫鲁的亲密关系,他就专挑老板喜欢的情报,压制或否定其它机构的情报。而情报汇报因为保密原因,一般都是尼赫鲁一对一与他交谈,这样,穆立克就拥有了情报垄断权。

  我上一篇文章1962成了印度心理障碍:它在加勒万河谷又皮痒了里面写过,当时的印度西部军区司令道拉特.辛格一再建议放弃“前进政策”,不要到解放军实际控制区域建立哨所,这些不同意见,尼赫鲁就是不听。

  一方面,尼赫鲁本人认为印度在国际政治、外交方面优势远大于中国,有美英支持,而苏联与中国正处于矛盾中,印度又是不结盟运动领袖,而中国在东南沿海面临威胁,还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,经济一下子缓不过来。印度有理由不抓住机会,迫使中国接受苦果。

  另一方面,穆尼克的情报局成了私家重地,连领导他的内政部也不得过问,其它国家通行的情报收集与解析工作分离原则,在印度并不存在,穆尼克一人全部包干。

  尼赫鲁作为最高决策者,过于倚重穆尼克,造成了其它官员不敢提供不符合总理口味情报的局面。

  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前一个多月,1962年9月,道拉特.辛格再次建议撤出“前进”到中国领土上的哨所,尼赫鲁置若罔闻。

  10月10日到东线克节朗河视察备战的印军主要指挥官考尔中将,已经亲眼目睹了事态的严重性,但回到新德里,不敢向尼赫鲁说明实际情况,反而去迎合情报局的“情报”。

  这种单一情报来源,其实是情报信息混乱的另一个表现。

  尼赫鲁为什么要如此相信穆尼克的情报工作能力?

  1961年9月,在美国科罗拉多接受军事训练的藏区叛乱分子,被美国投放回中印边境,这些残匪渗透到中国境内后,多次袭击解放军运输车辆。

  残匪在击毁的解放军军车或牺牲的指战员身上找到了一些文件,时间跨度为1961年1月1日-8月16日,交给了驻在印度的CIA秘密机构,内容分析得知:解放军存在战士营养不足、给养保障较弱、军事调动速度受交通困难影响等问题。

  穆立克如获至宝,他要求情报局复制一份,CIA只好答应分享,同意印方复制,原件送到华盛顿总部,再复制一份给台湾当局。

  穆立克就是根据这些捡来的情报信息,与尼赫鲁一起做出了“中国军力不行,印军士兵能够以一挡十的判断。”后来为了严谨一些,改成了“以一挡六”。

  这种军事情报是建立在CIA合作的基础上,而尼赫鲁相信这是穆立克的能力所致。

  1961年底,印度决策层就形成了一种判断:印度越界修建的哨所,中国除了提出外交抗议外,不会采取军事行动,而且会尽量避免军事冲突。

  接下来,中国边境守军围而不打的策略,以及周恩来总理多次提出谈判的建议,在印度人眼中,又被视为验证了他们的判断。

  战略判断的错误是致命的,印度一步一步走向悬崖,而且蒙着眼睛和耳朵。中国说“悬崖勒马”,他们不听,那就只有“勿谓言之不预”了。

  在印度政坛,同样到处是错误的信息,国大党右翼势力不断借着中印边境问题指责尼赫鲁软弱、不道德、损害国家安全,而这些“证据”来自西方报纸和电台的信息。

  右翼势力代表是内政部长帕特、财政部长德赛(后来的总理)、农业部长帕蒂尔,他们真正想要的是权力。

  再加上印度国会议员的压力,尼赫鲁为了避免对方合流一个反对派集团,在1959年9月7日,他在国会以白皮书形式,公布了自己与周恩来总理的往来书信及政府部门全部通信,以表示自己没有“上当”,更没有软弱。

  虽然尼赫鲁地位得到了巩固,但立法机构得到了干预总理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力,他对中国的谈判建议无法再进行独立决策。

  社会上,印度媒体起到了煽风点火,将盲目自大的信息传递给了民众,记者和评论家还不断指导国家应当这样做,或者不应当那样做,甚至有人呼吁轰炸中国领土。

  1962年7月,加勒万河谷事件,解放军包围了印军非法哨所,但没有开火,而且后退近百米。印媒松了一口气后,却将中国明显的善意理解为胆怯,大吹特吹“前进政策”。

  社会舆论一边倒的“强硬”态度,加上一些军方将领谜之自信,再加上印度情报部门完全失去了责任心和客观分析的本职工作,印度终于在悬崖边上迈出了最后一步。

  10月初,尼赫鲁下令,将9月8日后“越境”的中国军队“清除掉”,而解放军一直在中国领土上活动。

  10月20日清晨,随着信号弹升起,忍无可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印反击战开始进行。

  解放军从加勒万河谷南北两侧同时出击,被印媒大力吹捧过加勒万河谷印军,不到一个小时,全军覆没,据点被全部拨除,其它战线同样节节胜利。

  10月28日,解放军停止反击,中国建议印度坐下来谈,印度拒绝,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,并再次向边境调兵。

  11月16日,第二阶段反击战开始,至21日结束,印军连战连败,国内民心动荡,新德里只能向美国乞求保护。

  印军得到了什么?中国七日游。

  错误的战略判断导致的冒险军事行动,得到的只能是自取其辱。

  硝烟散尽,五十多年过去了。

  当年我们的战略目的基本达到,解放军仍然牢牢捍卫着中国的阿克塞钦地区。

  今天呢?继续相安无事,还是再来一次?

  再来多少次,印度的结局也是一样,但愿印度不要再做出错误的判断,不要让中国再次说出“勿谓言之不预”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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